(7-10-2007 )
還是第一趟於停車場逛跳蚤市場，一共五大層加兩大坪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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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些車主會放心將座駕泊在那兒？2007年10月16日 星期二
荷里活日落大道上的弧光
(6-10-2007)
聽從房東的推介，大伙兒特地走到位于荷里活日落大道上的弧光電影院(Arclight Cinema)，主角是這座於七十年代建成的影院及《色戒》。白色圓滾滾的外型，與我們的太空館同出一系。
一梯十七院，大而有當，這就是荷里活的本色！？
2007年10月10日 星期三
不如不見
我們每天也會說上數次「再見」、「後會有期」吧，揮揮手，然後下次再續前緣。從來也想像不到此生會有說相反意思的機會：什麼人什麼場景什麼緣起怎樣緣滅。
不如不見
用了差不多五年的時間，今天才吐出了這句說話。烈日下輕身上路，從Figerous道到Mission 火車站十幾里的路程，越走越難過，越明白不能回頭。
不如不見──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句號吧。
頭沾濕 無可避免 倫敦總依戀雨點 乘早機 忍耐著呵欠 完全為見你一面尋得到 塵封小店 回不到相戀那天 靈氣大 概早被污染 誰為了生活不變
越渴望見面然後發現 中間隔著那十年我想見的笑臉 只有懷念 不懂 怎去再聊天像我在往日還未抽煙 不知你怎麼變遷似等了一百年 忽已明白 即使再見面 成熟地表演 不如不見
尋得到 塵封小店 回不到相戀那天 靈氣大 概早被污染 誰為了生活不變
越渴望見面然後發現 中間隔著那十年我想見的笑臉 只有懷念 不懂 怎去再聊天像我在往日還未抽煙 不知你怎麼變遷似等了一百年 忽已明白 即使再見面 成熟地表演 不如不見
2007年10月5日 星期五
鹿特丹人文光影日誌
最後的一篇舊作，往後都是全新的。
寫過這篇文章後，我隱約嗅出日後下功夫行文的一種方向；同期又拜讀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這樣有深度的遊記文字，儼如濃縮了的歐洲政治/藝術發展史，學貫中西古外，我着實是望塵莫及。今趟我帶了他們(有傳林達是兩位作家)的《近距離看美國之一》同行，日後再另文分享。
看到今屆微波媒體藝術節的主題為”Luminous Echo”，這次遠在彼岸未能參與其中，就以這篇今年初完成的文章為他們打打氣吧！
早前有幸被邀請作NETPAC(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 其中的一位評審，於是再次有機會重臨鹿特丹國際電影節(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在所選映的亞洲電影(只限世界首映)裡挑選最出色的一部。上次參與鹿特丹影展已是1998年，九年來它始終是我最欽佩的一個國際電影節，在紅地毯荷里活明星效應的慣常動作以外，另闢天地───選片獨具慧眼，它是那脫最早肯定、發掘亞洲獨立制作的歐洲電影節；在九十年代中旬開創先河成立電影投資會(Cinemart)，為電影製作人、監製以及投資者提供交滙的平台，十數年間透過Cinemart而促成的合拍的電影項目不勝其數。它未必是國際間最耀目星光熠熠的一個電影節，不過因着其視野、個性，讓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成為我心目中的頭號影展。
《美滿的結局───當影展消失以後》
我起初還思量究竟正踏入第36個年頭的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會有什麼新的把戲？冷不防發現除了固有的电影放映以外，他們今年還特別加插一個名為《美滿的結局───當影展消失以後(Happy Endings – When Festivals are over) 》的環節。構思此環節的策展人Gertjan Zuilhof指出電影院不再是展示電影唯一/終極的場所，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可以透過手機、電腦、飛機椅背上的螢幕觀賞電影。長久以來，電影節一直具備着兩大要素：一是在電影院裡放映電影，另外是讓制作及喜愛電影的人聚首一堂───假若前者是可被取代的，Zuilhof於是推論出電影節應該要好好思索前路，着眼點是如何發揮作為交流平台的功用。沒有只說空話，還嘗試拋磗引玉。這個環節共有四個部份：首先在電影節的核心地帶希爾頓酒店(Hilton Hotel)設立影帶中心(Video lounge)，讓影痴可以全天候自由挑選觀賞電影節所選映的大部份作品───從前這只屬影展特許的嘉賓所專有；另外在影帶中心的旁边開闢售賣數碼影碟的攤檔(DVD store) ───這些影碟均不是尋常的影碟店貨色───影展甚至呼籲參展的導演帶來自制的影碟售賣，重點不在牟利，而是讓制作人有更多的機會跟別人分享自己的作品；Zuilhof又提出今天的电影似乎不太重視劇本，但偏偏在數碼的年代，劇本是唯一不可被再造的(reproducible)，故應被電影節所珍視，遂辦了一個電影劇本圍讀的工作坊(Script stage)，仿效劇場工作者慣常沿用的模式；不過最叫人拍案叫絕的要算是足球比賽(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utsal Competition)。在影展期間舉行球賽不是新鮮事，在其他學生影展時有舉行，但說到開宗明義地在電影院內舉行則不常見，落場献技的可是來自五湖四海的電影人。這場球賽可謂是整個《美滿的結局 (Happy Endings)》的環節最終極的宣言(statement)，連同活動的名稱來一起推敲，不難感受到主辦單位對電影節未來的角色、發展的憂慮：沒有了放映，電影節還剩下什麼？不如搓波算了，反正旨在聯誼罷了。當然我認為在可见的將來，電影節是不會被完全淘汱消失，它自有它的功用；不過我實在很欣賞鹿特丹影展這種自省開放的態度，容得下「自我否定」，當然還有那份抵死幽默的自嘲(我想像其他影展會採用悠長、嚴肅的討論會來處理類近的議題)。
《Tree》
由於要趕及在大會指定的3天時間內看畢18部亞洲電影，我跟另外的兩位評審連日均要躲在影帶中心看戲───不幸被Zuilhof言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成為那些「選擇不在電影院看戲」的一伙。正看得天昏地暗之際，來自菲律賓的評審Lav拍拍我的膊頭，示意我看看窗外的景色：夜幕低垂，在對面酒店的外牆上呈現了一棵「巨型大樹」───由投影機折射出來的強光所組成───大樹輕微的左右搖曳。每當有人經過酒店的外牆，一塊「落葉」便「隨風」飄下，最終「遺落」在街道上，「逐點」照亮整條街道；若路人自「落葉」間走過，便揚起漫天「落葉」……
原來這個蠻具詩意的露天互動裝置正出自荷蘭媒体艺術家Simon Heijdens(www. Simonheijdens.com)的設計。這件名為《Tree》的作品可以應用到任何的建築物上，只要它有一個偌大的外牆。當中對大自然(nature)以及城市環境(urban surroundings)之間對立的指涉，喚起我在零三年於倫敦的泰德現代美朮館(Tate Modern)的大堂(Turbine Hall)曾經歷過的体驗。丹麥籍的艺術家Olafur Eliasson(www.tate.org.uk/modern/exhibitions/eliasson/about.htm)在大堂的天花板懸掛起幾百個亮着的燈泡，組成了巨型「太陽」的模樣，泛起呈昏黄色的氛圍───置身其中，仿如站在海邊沐浴在日落的霞光裡……一時間，原本偌大空置的美朮館大堂變成「弄潮兒」的樂園，遊人有些盤膝而坐，有些甚至索性躺臥午睡，享受冬日的倫敦不常見的「日光浴」，還有些遊人在野餐……有時候我會幻想將Eliasson這個作品轉載到香港的apm商場或中環滙豐銀行總址的大堂的模樣：試想像當一家大小往購物的途中、外籍勞工周日席地而坐的時候，Eliasson的「太陽」或能為擠擁的環境帶來如夢如幻的感覺……Heijdens的《Tree》及Eliasson的《The Weather Project》着實是兩件美妙的艺術品，他們巧妙地運用科技，為我們所在的石屎森林帶來人性的体驗，改变及美化我們對某些公共空間的觀感。
關於《Exploding Cinema》
明查暗訪之下，發現《Tree》原來是隸屬於鹿特丹影展《Exploding Cinema》的部份───天啊，這又是我更鍾愛這個影展的原因罷───在傳統的電影院放映以外，鹿特丹影展多年來均舉辦《Exposing Cinema》及《Exploding Cinema》兩個環節，與市內其他文化團體、畫廊、展覧館聯盟，每年就不同的主題探索、延伸电影的可能性。前者探索电影內在的肌理，今年就着眼研究動畫跟艺朮的關係，於是我們會在Roodkapje(售賣當地時裝設計師的小店)的地庫發現Quay Brothers的手稿、舞台裝置的模型；在TENT视覺艺術中心(TENT. Centre for Visual Arts)的「Borderline Behaviour – drawn towards animation」的展覽從電影菲林的放映技朮、裝置、雕塑、攝影……再現了「動畫」的概念。
至於《Exploding Cinema》就像一個實驗室，嘗試尋找電影的可能性───尤其是對應電子媒体的發展，在今天影像可以透過不同的平台再現───這跟Zuilhof的理論同出一轍；其中又因不同平台(如手機、互聯網)的特性，突破傳统線性的叙事，也沖擊了某些的美学思想。作為一个集声音與影像的媒介，「電影」在未來會如何被闡述演繹？於是今年的《Exploding Cinema》還原到「電影」其中的一個根本───光(“Speed of Light”)。從電影、電視、電腦……因為有了光，我們才能看到影像。而光(源)本身亦經歷過变遷：由蠟燭、燈炮到今天可安崁在建築物上的LEDs (light emitting diodes)及光学纖維(optical fibres)；從一點的燭光(single source of light)進化到一組組微粒光源(a whole series of microscopic dots of light)……《Exploding Cinema》部份的策展人委約好些國際知名的藝術家、導演，圍繞「光」這個主題，制作記錄強光閃動的35米厘短片、歷時超過12个小時的錄像裝置、現場表演，這當然包括先前提及的《Tree》這個露天互動裝置。不過最教我期待的還是由荷蘭建築学院(Netherlands Architecture Institute，簡稱NAI)主催的「發亮的建築物(Architecture of the Night – Luminous Buildings)」的展覽。
鹿特丹的風光
趁着完成所有評審工作以後，我決定走出電影院/影帶中心，到位於不遠处的荷蘭建築学院一趟，順道呼吸新鮮空氣，沿途欣賞鹿特丹的風光。 自1872年以來，鹿特丹一直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港口。隨着人口的激增，當地的政府遂展開多項大型的城市規劃，興建屋邨(housing complex)，並邀請本国知名的建築師參與其中，從此鹿特丹成為一眾建築界翹楚的實驗場───J. J. P. Oud、Van der Vlugt、Brinkman、Van den Broek……數之不盡，衍生了實用主義(Functionalism)、現代主義(Modernism)的流派。於鹿特丹的大小街道漫步，隨处可見這些大師匠心的傑作：離開電影節的主樓de Doelen，便到達出自Van den Broek及Bakema手筆的De Lijnbaan購物區，計劃自五十年代開展。其遼闊的行人通道，建築群之間高低有致，相連三幢數層高的住宅大厦(Lijnbaaflats)，中間還留有可供休閑的草地……今日看來不難發現這已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住宅休閑區的籃本；在繁忙的十字路口，你又會發現前面正矗立一列如積木方塊的「骰子屋」(Paalwoningen, Kubuswoningen) ───建築師Piet Blom解釋這為紓援路人面對往來交通緊張的情緒。九年前初遇，我已駐足驚嘆良久；今次故地重遊，勢要千方百計入內參觀───雖然裡面「三尖八角」的設計不太對胃口，但依舊對Piet Blom的苦心心生欽佩。
其實荷蘭建築学院(NAI)本身的設計也是別出心裁，設計師Jo Coenen以不同的形狀外觀區分学院的三大用途:呈曲線狀的展覽場館(Exhibition)，配上向外伸延的資料館(Archive)，而辦公室大樓正遙望中间的水池。它不只是「遺世獨立」，還與四周的環境相呼應───連結上Rem Koolhaas(世界知名的建築師樓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OMA的主腦人)在附近設計的The Kunsthal及博物館公園(The Museum Park) ───這組的設計再次奠定鹿特丹在國際建築界的地位。
《發亮的建築物》
這個名為《發亮的建築物》的大型展覽縱橫闡述自電力於19世紀末誕生以來，光均成為我們生活上不可欠缺的一部份，它影响了我們的起居作息，也改变了我們城市景觀───從此「黑夜不會來臨(the night has come to life)」。建築物組成了我們的城市景觀，那光又如何影响其外觀及用途呢？為了探索這個主題，展覽自1889年巴黎的世界博覽會(World Exhibition)出發，從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作為首個將光納入設計的座標，到30年後德國籍的建築師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於巴塞隆拿的博覽會上將光源放在展覽帳幔(German Pavilion)的中央，巧妙地運用室內光線；60年代開始美國利用射燈照亮高樓，藉以彰顯国力；拉斯維加斯(Las Vegas)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到今天建築物外牆連綿不斷的大型LED屏幕、廣告牌───不只是光，還有流動影像、聲音以及由數碼科技傳送的數據(digitally generated data)。我們可以找到首爾Galleria百貨公司(Galleria Department Store)在外牆懸掛起4330个玻璃介面，折射出12種顏色；位於東京銀座的香奈兒大樓(Chanel Ginza Building)在其玻璃外牆投影由藝朮家創作的動畫作品……建築物在21世紀已成為現代都市發亮的源頭(luminous medium)。
最教我始料不及還是展覽的最後一章。那裡提及光為環境所帶來的破壞，展示荷蘭目前受污染的程度，以及政府現行的對策───更提醒在場人士節約能源、愛護環境的錦囊，還語重心長的以一句「讓黑暗繼續黑暗吧(Let the dark, be dark)」作結。
一路上我玩味着NAI宣傳單張上的文字：「荷蘭差不多每吋的土地均由人類所設計，荷蘭建築学院正表達了這个要點……NAI指出建築物不單只是被建造的大厦，它塑造了人類的空間。(“Almost every square inch in the Netherlands has been designed by Man. The Netherlands Architecture Institute (NAI) demonstrates this… The NAI shows that Architecture is more than just constructing buildings. It is the shaping of human space.”)」我走過Rem Koolhaas在博物館公園(The Museum Park)精心設計的小石徑，在夕陽中看着小朋友在The Kunsthal附近的户外兔型雕塑上爬來爬去，思索着這幾天在鹿特丹的見聞，從影展、《Tree》的互動裝置、市內的建築、城市規劃到NAI的理念，無不凸顯對「人」的關注，如何達致更理想的生活質素云云。走着走着，抬頭忽爾看到The Kunsthal玻璃外牆上的「笑面人」，然後帶着充實、愉悅的心情踏上歸途。
備註：鹿特丹目前正舉行一個名為《Rotterdam 2007: City of Architecture》的活動，一整年裡穿插大大小小的展覽、導實、工作坊、現場表演……詳情請瀏覽http://www.rotterdam2007.nl/
(原文刋於《am post》二零零七年三月號)
2007年9月28日 星期五
Targowa大道63號的傳奇
好事成雙。去年十月波蘭之行延伸到今年二月的訪問，故事似乎還會延續下去。剛替他們策劃新一趟的亞洲短片節目，自下月十二日起在華沙當代藝術中心展開，這次還會巡迴到波蘭五個城市。身在美國離開不了，唯有遙遠地向這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問好！最近重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寫道：「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都在與機緣的碰撞中度過，我們稱之巧合。」不知道是否事有凑巧，用以上的說法來理解去年某些經歷竟有些類像，不約而同均跟波蘭的洛兹电影学校(Lodz Film School of Poland)扯上關係：去年在德国奧柏荷辛國際短片節上碰上一個目前在洛兹电影学校修讀動畫系的韓國动畫導演，彼此一見如故，五天之內她不停跟我分享於這所学校学習的所見所聞；回來後意外地發現於今屆ifva的Asian New Force組別裡擔任評審的韓國導演宋一坤(Song Il Gon)，連同在油麻地百老滙電影中心上演十年祭回顧展的主角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原來也是於這所学校畢業的高材生‥‥‥不禁對這所学校心生冀盼。後來在因緣際會之下，有幸被邀請在波蘭的華沙和克拉科夫策劃香港的短片放映活動，因而兩度踏足這所曾培育許多在電影史上響噹噹名字的洛兹电影学校。許是地靈人傑的緣故吧，初到貴境已對這裡產生莫名的好感：師生之間看來甚是融洽，有說有笑；同学們聚集在大樹下看書享受不常見的陽光，設備完善的錄影廠，還有形形色色的美少年‥‥‥如果時光可以倒流的話，我想自己一定會報讀他們的電影課程。
與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等多間於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歐洲電影学校齐名，自1948年成立以來，洛兹电影学校一直肩負起扶植波蘭電影茁壯成長的重任，在不同年代孕育了一輩輩生於斯長於斯的電影巨人：華意達(Andrzej Wajda)、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史柯里莫斯基(Jerzy Skolimowski)、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已跨越半個世紀的洛兹电影学校強調要以影像反映回應時代，並與社會文化相互扶持，故此它不但是一所技朮訓練学校，更担當了當代文化的重要推手，並成為了世界各地同類学院的典範。究竟是什麼造就了這所学校的傳奇？從学生身份過渡至担任該校的副校長，我相信交由在洛兹电影学校渡過38个寒暑的Andrzej Bedbnarek先生親身剖白自是最適當的人選。
2月6日一個寒風凜冽的中午，親切好客的Bedbnarek先生首先開車，沿路為我們介紹洛玆小城的風光，以及隱藏其中的故事：二次大戰以後波蘭滿目瘡痍，首都華沙更被納粹德軍徹底破壞，波蘭政府於是選擇在離華沙不遠的洛玆小城裡興建一所電影学校。尤幸沒受戰火蹂躪的洛兹，自十九世紀末俄羅斯統治時期以始已成為纺織业的重鎮，一排排的紅磚工廠樓房成為了洛兹小城的獨有景觀。在奇斯洛夫斯基的回憶錄裡，他是這樣形容洛玆小城的：「醜陋剎是迷人，灰色的牆，人們的苦臉，附近民居之間的空地。每天我總愛帶着相機在洛兹走着走着‥‥‥电影学校教曉我如何看世界，看到人們聊天偷竊快樂不安受苦，見證生命的存在。」他甚至與友人打賭，每天统計在回校途中遇到被纺織機器奪去手脚的工人的數目，由此可反映當時的勞动人民的苦況。
50多年以來這所位于Targowa大道(Ulica Targowa)63號，本為猶太裔纺織業企业家所擁有的大宅便成為洛兹电影学校的根據地，原來這裡正距Bedbnarek先生的祖居只有數分鐘的車程。看來他真的與跟洛兹电影学校有不解的緣份。於洛玆出生的Bedbnarek先生早年攻讀物理及化学，並已開始在當地一所大学擔任助教。喜愛看電影的他深知自己成不了優秀的科學家，「我一定要改变我的生命。」Bedbnarek先生如是說，於是轉投电影学校的懷抱。
相較諸位師兄們千奇百怪的考試經歷，這包括奇斯洛夫斯基「三戰三敗」的「偉績」、Piotr Szulkin被要求做健身器械(gym exercises)、Kazimierz Kutz被問及牛油的價格，還有解釋鬧鐘運作的原理、淋花的理由‥‥‥Bedbnarek先生考取入學資格的過程明顯順利得多。在進行繪畫、音樂以及剪接的考試以後，Bedbnarek先生便順利在150多位的考生脫穎而出，以15分之一的機會一擊即中成為电影系学生。
雖然事隔差不多40年，看得出Bedbnarek先生還是頗回味當年的青葱歲月。奇斯洛夫斯基曾將這兒比作茫茫大海上的一個小島，為洛兹這個傷心地添上慰藉。60年代的時候校舍的外圍架上三米高的圍牆，圍牆內盡是自由自在的烏托邦。「當年的學主大多已在外頭修畢其他學位，或有些社会工作经驗，在入學的時候已累積点人生閱歷，他們對知識的追求很是濃烈。」加上當時的洛兹小城沒有太多的咖啡室餐廳，閒時學生們均聚在一起看戲搞派對，學校總有辦法向外國的領事館借來自美国、歐洲出產的電影菲林拷貝；許多知名的導演(如Kirk Douglas)會在拍片以後刻意「途經」電影學校授課。「我們可以在這片烏托邦任意妄為。」最「任意妄為」的校友莫如波蘭斯基，他會在校園內自組露天舞會，然後暗地召來一群滋事分子搞蛋破壞，拍下他其中一部著名的短片《Break Up the Party》(1957)；一次警察到來進行突擊搜查，竟然發現波蘭斯基跟同伴赤條條地站在伊甸園的佈置裡‥‥‥最教Bedbnarek先生印象深刻的莫如當年Lindsay Anderson造訪學校，迎面而上竟是一排排的機關槍(machine gun)，給Anderson 殺個措手不及，並幽了他的名作《If》一默。就是這種開放自由的風氣，讓洛兹电影学校成為波蘭近代文化艺朮思潮的温床，從電影、劇場到爵士樂；也令Bedbnarek先生決定在1974年畢業以後，一面為公共電视台拍攝記錄片，一面繼續留校當恩師、波蘭知名的導演Professor Wojciech的助手，為母校服務至今。
洛兹电影学校的創辦人相信電影就是艺術，而每位電影制作人(無論是導演或是攝影師)都一定需要對拍攝電影的工具和技巧有深入和廣博的知識基礎。一位該校的舊生曾比喻学校的訓練使他們能在月球上揮酒自如，準確地拍出每一粒沙。五年制的課程包括導演、電影攝影、制作管理及演技訓練四大範疇。同學在第一年均需修讀人文學科、美術史以及平面攝影，偶而還要素描繪畫──波蘭斯基自言這些基礎訓練奠定他日後成為導演的方向。往後的第二、三年裡，同學開始有機會拍攝，當中包括紀錄片的習作。「拍攝紀錄片是一個很好的鍛鍊，它讓我們有機會接觸真實的生活，學懂與(演員)溝通，洞悉生命。」
雖然事隔差不多40年，看得出Bedbnarek先生還是頗回味當年的青葱歲月。奇斯洛夫斯基曾將這兒比作茫茫大海上的一個小島，為洛兹這個傷心地添上慰藉。60年代的時候校舍的外圍架上三米高的圍牆，圍牆內盡是自由自在的烏托邦。「當年的學主大多已在外頭修畢其他學位，或有些社会工作经驗，在入學的時候已累積点人生閱歷，他們對知識的追求很是濃烈。」加上當時的洛兹小城沒有太多的咖啡室餐廳，閒時學生們均聚在一起看戲搞派對，學校總有辦法向外國的領事館借來自美国、歐洲出產的電影菲林拷貝；許多知名的導演(如Kirk Douglas)會在拍片以後刻意「途經」電影學校授課。「我們可以在這片烏托邦任意妄為。」最「任意妄為」的校友莫如波蘭斯基，他會在校園內自組露天舞會，然後暗地召來一群滋事分子搞蛋破壞，拍下他其中一部著名的短片《Break Up the Party》(1957)；一次警察到來進行突擊搜查，竟然發現波蘭斯基跟同伴赤條條地站在伊甸園的佈置裡‥‥‥最教Bedbnarek先生印象深刻的莫如當年Lindsay Anderson造訪學校，迎面而上竟是一排排的機關槍(machine gun)，給Anderson 殺個措手不及，並幽了他的名作《If》一默。就是這種開放自由的風氣，讓洛兹电影学校成為波蘭近代文化艺朮思潮的温床，從電影、劇場到爵士樂；也令Bedbnarek先生決定在1974年畢業以後，一面為公共電视台拍攝記錄片，一面繼續留校當恩師、波蘭知名的導演Professor Wojciech的助手，為母校服務至今。
洛兹电影学校的創辦人相信電影就是艺術，而每位電影制作人(無論是導演或是攝影師)都一定需要對拍攝電影的工具和技巧有深入和廣博的知識基礎。一位該校的舊生曾比喻学校的訓練使他們能在月球上揮酒自如，準確地拍出每一粒沙。五年制的課程包括導演、電影攝影、制作管理及演技訓練四大範疇。同學在第一年均需修讀人文學科、美術史以及平面攝影，偶而還要素描繪畫──波蘭斯基自言這些基礎訓練奠定他日後成為導演的方向。往後的第二、三年裡，同學開始有機會拍攝，當中包括紀錄片的習作。「拍攝紀錄片是一個很好的鍛鍊，它讓我們有機會接觸真實的生活，學懂與(演員)溝通，洞悉生命。」
Bedbnarek先生經常强調實踐經驗的重要性，或許這就是洛兹电影学校幾十年來春風化雨的精髓。「所有導演系的同學均需要上演技訓練的課程，唯有這樣，他才能真正領畧到演員的感受，幫助他們之間的溝通。」Bedbnarek先生指出學校尤其看重師生的溝通，「每班的學生數目很少，有利師生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在準備拍攝功課的時候，同學會花上很多時間跟老師討論；待真正拍攝的時候，老師將不會到現場監督。「我們要給同學們信心，也讓他們有獨立思考的機會，因為他們才是作品的導演。」老師會全程跟進同學們的進度，並給予意見。不過最後下決定的還是學生。「我們希望同學懂得向自己的作品負責任，知悉自己的優/缺點，並勇敢地面對它。」
由戰後、冷戰時期到柏林圍牆倒下，波蘭作為中歐和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一直見證着大時代的巨變，圍牆外或籠罩著限制言論的壓力，但在校園內依然享有高度的創作自由，學生也喜歡用作品紀錄、回應時代。「不過似乎近代的學生變得個人化了，他們看來不太關心周遭的環境政治。」時代的變遷也開始衝擊着電影學校所扮演的角色。作為本土僅有的一所電影學院，洛兹电影学校從來就是晉身波蘭電影行業的唯一途徑，身兼導師的行內人會直接在学校裡揀蟀。隨著科技的普及，有心人可以循其他方法入行，或運用數碼工具製作較低成本的作品。「或許我們是時候檢討學制了，可能五年制實在太長(外國學生需要花上六年的時間)，或者辦一些較彈性的課程、工作坊更適合21世紀的需求。」不過Bedbnarek先生還是相信電影能繼續保存下去(Cinema will still survive)，「正如奇斯洛夫斯基所言，人們總愛聽故事，所以電影總有辦法保留下去」。
訪問之後，Bedbnarek先生帶領我們到在他辦公室對面的一道巴洛克木樓梯──波蘭斯基認為這是繼《戰艦普坦金》以後，電影史上第二條最重要的階梯。在這道通往二樓放映室的樓梯上，直至今天電影学校的師生還是習慣在等待上課/散場之間，坐在階梯上分享觀影後感受。我們拾級而上──直至第七級──那是波蘭斯基最愛坐的那一層。我一面聽着Bedbnarek先生娓娓道來校園內其他的小故事:位于主樓內的校長室最近進行維修，方才發現白牆底下原是手工精細的壁畫(白牆相信是當年納粹德軍進駐這座大樓時的「傑作」)；一面幻想着波蘭斯基當年日日夜夜坐在這道樓梯上跟同伴把酒論戲、閒聊談情，偶而激辯，甚至為他帶來的眼底上的一道疤痕……我相信有關洛兹电影学校傳奇當會延續下去。
(原文刋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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