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寫道:「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都在與機緣的碰撞中度過,我們稱之巧合。」不知道是否事有凑巧,用以上的說法來理解去年某些經歷竟有些類像,不約而同均跟波蘭的洛兹电影学校(Lodz Film School of Poland)扯上關係:去年在德国奧柏荷辛國際短片節上碰上一個目前在洛兹电影学校修讀動畫系的韓國动畫導演,彼此一見如故,五天之內她不停跟我分享於這所学校学習的所見所聞;回來後意外地發現於今屆ifva的Asian New Force組別裡擔任評審的韓國導演宋一坤(Song Il Gon),連同在油麻地百老滙電影中心上演十年祭回顧展的主角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原來也是於這所学校畢業的高材生‥‥‥不禁對這所学校心生冀盼。後來在因緣際會之下,有幸被邀請在波蘭的華沙和克拉科夫策劃香港的短片放映活動,因而兩度踏足這所曾培育許多在電影史上響噹噹名字的洛兹电影学校。許是地靈人傑的緣故吧,初到貴境已對這裡產生莫名的好感:師生之間看來甚是融洽,有說有笑;同学們聚集在大樹下看書享受不常見的陽光,設備完善的錄影廠,還有形形色色的美少年‥‥‥如果時光可以倒流的話,我想自己一定會報讀他們的電影課程。
與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等多間於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歐洲電影学校齐名,自1948年成立以來,洛兹电影学校一直肩負起扶植波蘭電影茁壯成長的重任,在不同年代孕育了一輩輩生於斯長於斯的電影巨人:華意達(Andrzej Wajda)、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史柯里莫斯基(Jerzy Skolimowski)、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已跨越半個世紀的洛兹电影学校強調要以影像反映回應時代,並與社會文化相互扶持,故此它不但是一所技朮訓練学校,更担當了當代文化的重要推手,並成為了世界各地同類学院的典範。究竟是什麼造就了這所学校的傳奇?從学生身份過渡至担任該校的副校長,我相信交由在洛兹电影学校渡過38个寒暑的Andrzej Bedbnarek先生親身剖白自是最適當的人選。
2月6日一個寒風凜冽的中午,親切好客的Bedbnarek先生首先開車,沿路為我們介紹洛玆小城的風光,以及隱藏其中的故事:二次大戰以後波蘭滿目瘡痍,首都華沙更被納粹德軍徹底破壞,波蘭政府於是選擇在離華沙不遠的洛玆小城裡興建一所電影学校。尤幸沒受戰火蹂躪的洛兹,自十九世紀末俄羅斯統治時期以始已成為纺織业的重鎮,一排排的紅磚工廠樓房成為了洛兹小城的獨有景觀。在奇斯洛夫斯基的回憶錄裡,他是這樣形容洛玆小城的:「醜陋剎是迷人,灰色的牆,人們的苦臉,附近民居之間的空地。每天我總愛帶着相機在洛兹走着走着‥‥‥电影学校教曉我如何看世界,看到人們聊天偷竊快樂不安受苦,見證生命的存在。」他甚至與友人打賭,每天统計在回校途中遇到被纺織機器奪去手脚的工人的數目,由此可反映當時的勞动人民的苦況。
50多年以來這所位于Targowa大道(Ulica Targowa)63號,本為猶太裔纺織業企业家所擁有的大宅便成為洛兹电影学校的根據地,原來這裡正距Bedbnarek先生的祖居只有數分鐘的車程。看來他真的與跟洛兹电影学校有不解的緣份。於洛玆出生的Bedbnarek先生早年攻讀物理及化学,並已開始在當地一所大学擔任助教。喜愛看電影的他深知自己成不了優秀的科學家,「我一定要改变我的生命。」Bedbnarek先生如是說,於是轉投电影学校的懷抱。
相較諸位師兄們千奇百怪的考試經歷,這包括奇斯洛夫斯基「三戰三敗」的「偉績」、Piotr Szulkin被要求做健身器械(gym exercises)、Kazimierz Kutz被問及牛油的價格,還有解釋鬧鐘運作的原理、淋花的理由‥‥‥Bedbnarek先生考取入學資格的過程明顯順利得多。在進行繪畫、音樂以及剪接的考試以後,Bedbnarek先生便順利在150多位的考生脫穎而出,以15分之一的機會一擊即中成為电影系学生。
雖然事隔差不多40年,看得出Bedbnarek先生還是頗回味當年的青葱歲月。奇斯洛夫斯基曾將這兒比作茫茫大海上的一個小島,為洛兹這個傷心地添上慰藉。60年代的時候校舍的外圍架上三米高的圍牆,圍牆內盡是自由自在的烏托邦。「當年的學主大多已在外頭修畢其他學位,或有些社会工作经驗,在入學的時候已累積点人生閱歷,他們對知識的追求很是濃烈。」加上當時的洛兹小城沒有太多的咖啡室餐廳,閒時學生們均聚在一起看戲搞派對,學校總有辦法向外國的領事館借來自美国、歐洲出產的電影菲林拷貝;許多知名的導演(如Kirk Douglas)會在拍片以後刻意「途經」電影學校授課。「我們可以在這片烏托邦任意妄為。」最「任意妄為」的校友莫如波蘭斯基,他會在校園內自組露天舞會,然後暗地召來一群滋事分子搞蛋破壞,拍下他其中一部著名的短片《Break Up the Party》(1957);一次警察到來進行突擊搜查,竟然發現波蘭斯基跟同伴赤條條地站在伊甸園的佈置裡‥‥‥最教Bedbnarek先生印象深刻的莫如當年Lindsay Anderson造訪學校,迎面而上竟是一排排的機關槍(machine gun),給Anderson 殺個措手不及,並幽了他的名作《If》一默。就是這種開放自由的風氣,讓洛兹电影学校成為波蘭近代文化艺朮思潮的温床,從電影、劇場到爵士樂;也令Bedbnarek先生決定在1974年畢業以後,一面為公共電视台拍攝記錄片,一面繼續留校當恩師、波蘭知名的導演Professor Wojciech的助手,為母校服務至今。
洛兹电影学校的創辦人相信電影就是艺術,而每位電影制作人(無論是導演或是攝影師)都一定需要對拍攝電影的工具和技巧有深入和廣博的知識基礎。一位該校的舊生曾比喻学校的訓練使他們能在月球上揮酒自如,準確地拍出每一粒沙。五年制的課程包括導演、電影攝影、制作管理及演技訓練四大範疇。同學在第一年均需修讀人文學科、美術史以及平面攝影,偶而還要素描繪畫──波蘭斯基自言這些基礎訓練奠定他日後成為導演的方向。往後的第二、三年裡,同學開始有機會拍攝,當中包括紀錄片的習作。「拍攝紀錄片是一個很好的鍛鍊,它讓我們有機會接觸真實的生活,學懂與(演員)溝通,洞悉生命。」
雖然事隔差不多40年,看得出Bedbnarek先生還是頗回味當年的青葱歲月。奇斯洛夫斯基曾將這兒比作茫茫大海上的一個小島,為洛兹這個傷心地添上慰藉。60年代的時候校舍的外圍架上三米高的圍牆,圍牆內盡是自由自在的烏托邦。「當年的學主大多已在外頭修畢其他學位,或有些社会工作经驗,在入學的時候已累積点人生閱歷,他們對知識的追求很是濃烈。」加上當時的洛兹小城沒有太多的咖啡室餐廳,閒時學生們均聚在一起看戲搞派對,學校總有辦法向外國的領事館借來自美国、歐洲出產的電影菲林拷貝;許多知名的導演(如Kirk Douglas)會在拍片以後刻意「途經」電影學校授課。「我們可以在這片烏托邦任意妄為。」最「任意妄為」的校友莫如波蘭斯基,他會在校園內自組露天舞會,然後暗地召來一群滋事分子搞蛋破壞,拍下他其中一部著名的短片《Break Up the Party》(1957);一次警察到來進行突擊搜查,竟然發現波蘭斯基跟同伴赤條條地站在伊甸園的佈置裡‥‥‥最教Bedbnarek先生印象深刻的莫如當年Lindsay Anderson造訪學校,迎面而上竟是一排排的機關槍(machine gun),給Anderson 殺個措手不及,並幽了他的名作《If》一默。就是這種開放自由的風氣,讓洛兹电影学校成為波蘭近代文化艺朮思潮的温床,從電影、劇場到爵士樂;也令Bedbnarek先生決定在1974年畢業以後,一面為公共電视台拍攝記錄片,一面繼續留校當恩師、波蘭知名的導演Professor Wojciech的助手,為母校服務至今。
洛兹电影学校的創辦人相信電影就是艺術,而每位電影制作人(無論是導演或是攝影師)都一定需要對拍攝電影的工具和技巧有深入和廣博的知識基礎。一位該校的舊生曾比喻学校的訓練使他們能在月球上揮酒自如,準確地拍出每一粒沙。五年制的課程包括導演、電影攝影、制作管理及演技訓練四大範疇。同學在第一年均需修讀人文學科、美術史以及平面攝影,偶而還要素描繪畫──波蘭斯基自言這些基礎訓練奠定他日後成為導演的方向。往後的第二、三年裡,同學開始有機會拍攝,當中包括紀錄片的習作。「拍攝紀錄片是一個很好的鍛鍊,它讓我們有機會接觸真實的生活,學懂與(演員)溝通,洞悉生命。」
Bedbnarek先生經常强調實踐經驗的重要性,或許這就是洛兹电影学校幾十年來春風化雨的精髓。「所有導演系的同學均需要上演技訓練的課程,唯有這樣,他才能真正領畧到演員的感受,幫助他們之間的溝通。」Bedbnarek先生指出學校尤其看重師生的溝通,「每班的學生數目很少,有利師生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在準備拍攝功課的時候,同學會花上很多時間跟老師討論;待真正拍攝的時候,老師將不會到現場監督。「我們要給同學們信心,也讓他們有獨立思考的機會,因為他們才是作品的導演。」老師會全程跟進同學們的進度,並給予意見。不過最後下決定的還是學生。「我們希望同學懂得向自己的作品負責任,知悉自己的優/缺點,並勇敢地面對它。」
由戰後、冷戰時期到柏林圍牆倒下,波蘭作為中歐和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一直見證着大時代的巨變,圍牆外或籠罩著限制言論的壓力,但在校園內依然享有高度的創作自由,學生也喜歡用作品紀錄、回應時代。「不過似乎近代的學生變得個人化了,他們看來不太關心周遭的環境政治。」時代的變遷也開始衝擊着電影學校所扮演的角色。作為本土僅有的一所電影學院,洛兹电影学校從來就是晉身波蘭電影行業的唯一途徑,身兼導師的行內人會直接在学校裡揀蟀。隨著科技的普及,有心人可以循其他方法入行,或運用數碼工具製作較低成本的作品。「或許我們是時候檢討學制了,可能五年制實在太長(外國學生需要花上六年的時間),或者辦一些較彈性的課程、工作坊更適合21世紀的需求。」不過Bedbnarek先生還是相信電影能繼續保存下去(Cinema will still survive),「正如奇斯洛夫斯基所言,人們總愛聽故事,所以電影總有辦法保留下去」。
訪問之後,Bedbnarek先生帶領我們到在他辦公室對面的一道巴洛克木樓梯──波蘭斯基認為這是繼《戰艦普坦金》以後,電影史上第二條最重要的階梯。在這道通往二樓放映室的樓梯上,直至今天電影学校的師生還是習慣在等待上課/散場之間,坐在階梯上分享觀影後感受。我們拾級而上──直至第七級──那是波蘭斯基最愛坐的那一層。我一面聽着Bedbnarek先生娓娓道來校園內其他的小故事:位于主樓內的校長室最近進行維修,方才發現白牆底下原是手工精細的壁畫(白牆相信是當年納粹德軍進駐這座大樓時的「傑作」);一面幻想着波蘭斯基當年日日夜夜坐在這道樓梯上跟同伴把酒論戲、閒聊談情,偶而激辯,甚至為他帶來的眼底上的一道疤痕……我相信有關洛兹电影学校傳奇當會延續下去。
(原文刋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