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巴爾街風雲》，又怎可少得以下這篇文章。沒有它，我不會下定決心買下手上這枝小蒙恬筆；沒有它，我不會用上三整天的時間足不出户，並由此拾起對寫作的信心。謝謝樊編輯的邀請！碰巧距初次遊波蘭時已是差不多一年的光景，期間我已踏足這個國家三次了！着實是難以想像──剛剛又接到Lukasz的來電，他又興致勃勃地提議起明年一月的合作‥‥‥他日若撰寫《奇人誌》(古有《列女傳》)，必有L君的份兒！
台灣評論人林智祥這樣詮釋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他的電影裡，唯一肯定的答案是人生的不確定性。茫茫人海中，陌生人之間必然有某種神秘的命運牽繫，我們的生活及生命也許被其中忽然搭上的一線緣份所左右而改变一生，也許不會。」或許是事有凑巧，用以上的說法去形容不久之前在波蘭的旅程竟有某程度上的類像。
零五年的二月收到一封來自波蘭的陌生電郵，當時還素未謀面的Lukasz提出在波蘭的歷史首都克拉科夫(Krakow)舉辦香港的短片節，不久之後波蘭駐香港総領事館的Mr. Pechoka登門造訪，後來Lukasz跟活動另一位發起人Wojciech還跑到香港看片……幾經磋商，又一再延期，至今年的十月初首個在波蘭舉行的香港短片的放映活動終於成為了事實。Lukasz後來跟我說他在零四年底曾陪同好友Wojciech(目前是波蘭頗有名氣的政治及經濟記者)到香港公幹，因而愛上這個城市。有天他路經克拉科夫舊城的廣場時，忽地想到辦短片節的点子，隨即回家联絡先前到克市拍攝而認識、在香港電视台工作的朋友，輾轉拿到我的联絡方式……在二十個月之後我們便一同在廣埸上接受當地報章的訪問。世事有時候就是那樣地玄妙。
坦白說，先前對波蘭這個國家只有很片面的認識：蕭邦、奇斯洛夫斯基、華依達(Andrzej Wajda)、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 、教宗保祿二世、洛茲電影学校(Lodz Film School)、納粹集中營……謹至而此。或者是受Mr.pechoka(這位領事先生在百忙之中還特地跑來給了一小時的「波蘭歴史授課」)及Lukasz(不停跟我說在克拉科夫生活的好處)薰陶的緣故，啟程之前，我嘗試翻翻有關波蘭的歷史書，啃一点奇斯洛夫斯基及波蘭斯基的自傳，重温他們的《十誡》、《鋼琴戰曲》──在這裡呈現的波蘭是苦難，一個充滿悲觀情緒的民族。
事實上這個依傍着維斯瓦河(Vistula)、奧德河(Oder)和波羅的海(Baltic)的中歐国家一千年以來的確是飽歷滄桑。從十七世紀的內亂，十八世紀俄國、奥地利等列强争霸，二次大戰納粹德軍的入侵，然後是受到蘇联共產主義的控制，接踵而來运有社會暴動、經济破產，在八九年開放以前，波蘭的政局一直動蕩不安。如奇斯洛夫斯基所說「我們波蘭人幾次企圖否定自己的歷史定位──我們當俄羅斯及德國夾心餅干的位置：自己的国境是人家每一條新路的必经之地，每次戰争都打敗……當我說我怨我的国家時，其實我怨的是歷史，或是怨使我們遭受到過去種種坎坷待遇的地理位置……我們企圖離開自己的地方，但永遠不可能成功。那是我們命中注定！但它令人感到疲憊。它令我感到疲憊。」或許就是這些傷痕纍纍的過去令波蘭人更珍视自己的歷史文化。今日所見，波蘭其實就是一個宝庫——全國共有十五处地方被联合国科文教組織UNESCO迭為世界文化遺產。
其中以南部的克拉科夫(Krakow)的成績最為彪炳，於1978年率先憑舊城的市集廣場(Main Market Square)、瓦維爾山(Wawel Hill)上的皇室古堡、昔日猶太人聚居的Kazimerz區以及波蘭最歷史悠久的大学的邁亞士(Collegium Maius)中世紀大学大樓，與中國的長城、古埃及的金字塔並列在文化遺產名單之上。克拉科夫的舊城至今仍保留中世紀市區的規劃，擁歐洲最大的中世紀市集廣場——雖然已有七百五十年的歷史，廣場依然保持當年光輝的面貌，四周鼎立着瑰丽的建築精品，沿廣場四通八達的大街小巷走去，風光還是明媚——至少二十处的古跡散落各处，還有數之不盡的咖啡座、酒吧、餐廳……這種放射式的市區規劃成為後世其他市集設計的藍本，無怪乎被美國的The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PPS)迭為世界上最首屈一指的市集廣場。
克拉科夫僥倖避過炮火的洗禮，相較起來，波蘭目前的首都華沙便不幸得多。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華沙被納粹德軍徹底破壞，摧毁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建築物，現在所见的華沙其實是经過重建——波蘭政府在戰爭結束以後依據舊日的歷史文献，用了數年的時間，逐步還原舊城區、皇宮以及市內大部份的建築物。今天當我置身于華沙舊城區的廣場裡，看着眼前排列整齊的民房，遙望重建過後的皇宮——我不得不佩服波蘭政府的魄力，也覺得点「不可思議」。因為這與我來自的地方的思維有点背道而馳，他們這种的做法往往被視為不符合經濟效益。
一路上我不斷思索着這究竟是什広的一回事？後來我在參觀奧斯維辛(Auschwitz) 集中營時終於得到点啟示。於二次大戰時，這所在波蘭(也是歐洲領土上)最大的納粹党集中營成為種族屠殺的營地，估計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在那裡喪生。一列列囚禁猶太人的刑房現已被闢作展覧的場館，各自根據不同的主題，有系统地展示這段人類歷史上最醜惡的歲月。展覧館又為所有到訪的遊人安排講解員帶路，提供背景資料，讓各人上了一堂宝貴的歷史課。我着實很欣賞當天我碰到的那位講解員，有備而戰以外——當我們在参觀有關猶太人被送到集中營的展覧時，這位講解員神情肅目地附上簡單的一句：「這裡所展示的是猶太人入營前所放下的物品，而我所要說的也只有這些，因為這裡每一件物件即是代表一個生命，物件本身已說明一切(“The object itself already speaks everything”) 。」点到即止，而囑目所见就是排山倒海的皮鞋、衣服，煞是震憾；當看到有遊人欲舉機拍攝時(場內四处張貼「不准拍照」的告示)，一直表現冷靜的她顯得很是激動，眼泛淚光並提醒眾人要尊重每個曾在這裡受苦的生命，顯然她不只視這為謀生的工作。
整個集中營的旅程是蠻獨特的——所有的遊人均遵守秩序，沒有大聲喧嘩，大部份時間也是安靜地听从講解員的指示。每個人都懷着沈重的心情離開——興建這所奧斯維辛集中營展覧館的意義不是提供一個「景点」，也沒有淪為挑引種族之間仇恨的政治工具。它純粹地呈現歷史，如實地記錄了「what man can do to a man」最可怕的極致，讓我們反省。
從華沙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我看到波蘭政府、人民如何处理自己的歷史，從而見證了一個民族的修為涵養。對照自己所屬的城市：本着發展、社會進步之名，我們選擇「放棄歷史」，不斷拆卸舊有的建築物，輕視文物保存，我們的城市還會留下什麼「遺產」呢？當王家衛的《花样年华》在曼谷建構六十年代的香港，李安的《色戒》要到馬來西亞尋回二三十年代的香港——看來我們只有在別的地方才能尋回消失了的香港。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對於自身的文化歷史又有什広概念呢？什広要拆掉好端端的天星碼頭鐘樓？那個「愛德華式」的設計究竟跟我們的城市有什広關係呢？既然要仿古，為什広又要拆掉舊有的建築物呢？
看着華沙舊城區的廣場上絡繹不絕的遊客，我相信波蘭政府作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承蒙這样的視野，成就了一個國家/城市的個性、靈魂。
改革開放後——蛻变中的波蘭
驟眼看來，中國與波蘭可以視作為「兩生花」——同樣背負着沈重的歴史包袱，又在集体意識中與共產党聲息與共數十年。八九年波蘭率先投向自由開放之路，十數年下來，目前的波蘭究竟呈現怎樣的面貌？
在我所接触的波蘭人大都歡迎八九年以來的改变，投入自由市場以後，人民生活有着顯著的改变。雖然自零四年加入歐盟後，物價已比以前高了幾個百分比，一客的Tiramisu可以是標價五歐羅；生活也比以前艱難，尤以在華沙生活為甚，不時要通宵達旦工作(在歐洲這似乎是比較罕見的現象)。不過對於波蘭的人民來說，最重要是得到選擇的權利。
於七十年代出生的Lukasz便是波蘭新世代其中的一個寫照。他眼中的波蘭人壓根兒就是一個不快樂的民族，他們的上一代習慣在與朋友會面時，便訴說生活的迫人——由於曾經歴過戰爭及共產主義的洗禮，他們的父母潛意識上還是懼怕戰争有天會再次來臨，習慣在家燒菜儲糧講求温飽；至於他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他聳聳肩表示：「我們就是樂觀的一羣！」。他居住在舊城的猶太區Kazimierz——那裡還保存猶太人的禮拜堂，售賣猶太傳统衣飾、食品的店鋪餐館，而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也在這裡渡過他的童年——不過今天Kazimierz區已成了當地的波希米亞族聚居結集的地方，沿路也是裝修滿有特色的咖啡室、酒吧、晝廊以及古董店，Lukasz與他口中「樂觀的一羣」最愛流連以二十世紀初的舊照片裝飾的Mleczarnia咖啡室、或者是到門口貼上「自由、平等、博愛(Liberte, Egalite, Faaterite)」字样的Les Couleurs cafe碰碰在傳媒工作的朋友。當時裝硬照攝影師的Lukasz最愛在作品(
除了成龍、王家衛以外，波蘭的朋友一般很少有機會接觸香港的文化，更遑論短片制作。作為在波蘭舉行的首個有關香港短片的專題放映活動，我跟Lukasz決定扼要地展示香港過去十年部份傑出的短片，以劇情記錄動畫的作品為主(由於考慮到波蘭觀眾的口味比較傳统)。我還希望在其中介紹香港過去十年的变遷——作為理解這些作品背景的基礎。於是联絡上香港廣告商會，讓我們能回顧一系列九十年代本地制作的極品廣告片——從鉄達時「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经擁有」的口號到「東亞銀行中國人中國心」系列，大柢已反映出回歸前後香港人複雜的情緒。因為當地的廣告業自八九年国家投入自由市場後才真正發揚光大，故此今次不少住在克拉科夫的同業也前來觀摩，他們驚訝香港廣告作品的百花齊放，甚至要求即場再重温一趟。
今次這個名為「Pierwszy Przeglad Niezaleznego Kina i Reklam z Hong Kongu」的活动展影超過 50 齣香港制造的短片廣告，其中游靜的《另起爐灶之耳仔痛》、「想貓的魚、貓子餅餅」的《累透社》以及孫嘉毅的《The 8th 》、《治殺酒店》備受觀眾的注目。在放映以外，期間還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講述香港四十年以來短片的發展。會後觀眾提出不少問題：有問為什麼香港的短片大都是比較沈鬱，在這裡居住的人是否非常不快樂；他們尤其關心回歸後香港电影的發展，也提到目前中國的獨立制作發行情況。
這種對外來事物的好奇心、開放的態度早在今次活動所舉行的場地——Manggha日本藝術及科技中心上充份彰顯出來。Manggha是由被喻為是波蘭最偉大的電影導演華依達(Andrzej Wajda)所主催，原因是為報答日本的Inamori基金會在一九八七年所頒予的終身成就獎。他將所得的獎金，並用了七年的時間遊說市政府及商家投資，這個工程最終於九四年圓夢。十二年下來，Manggha成為了克拉科夫一座重要的文化座標，並負起在波蘭(甚至于在中歐一帶)推廣日本文化的責任──從傳统藝術、電影到茶道壽司。近年Manggha開始展出來自亞洲的作品(今次的活動就是一例!)，未來還會興建別館，主力遠東文化。
臨離開克拉科夫的晚上，與朋友到舊城區的酒吧。手握着一杯當地正流行的櫻桃味伏特加酒，聽着另一位Wojciech到倫敦發展的經歷(原來目前波蘭不少從事藝術、設計的年靑朋友均選擇到倫敦碰運氣、找機會)，場內恰恰正播放在那天逝世的波蘭著名歌手、詩人Marek Grechuta的歌曲，大夥兒啍着：「Important are only those days we don't know yet...」。Lukasz指向窗外一張特大的海報(那時正舉行Jerzy Szot的户外大型攝影展)。背景是一座破落的建築物，一個小孩子在搞弄空地上一灘水漬，時維1989年。「噢，那就是我們『沒有色彩(colorless) 』的童年，還好我們正活在當下。」奇斯洛夫斯基的電影裡所呈現的波蘭往往是無力抗拒大時代的洪流「我不知道波蘭人要什広。也不知道他們怕什広。他們害怕明天！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將發生什広事。」或許那已是上世紀的故事，對於在改革後成長的一代似乎很是憧憬外面的世界，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充滿盼望。
(原文刋於《am post》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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